罗锦文烈士纪念碑位于洛南县古城镇古城街。罗锦文，1914年5月29日生于陕西省洛南县三条岭蟒岭沟一贫苦农民家里。

罗锦文4岁时生母去世，因父亲在远离家门的县城行医，便跟随在庚家河街开药铺的四叔罗宏章生活。每天早晨和下午，他要与穷伙伴一起放牛放羊，并遵照四叔的嘱咐采集中草药。回到家里，便帮叔父干活，不是擦桌子抹板凳，就是帮其抓药。艰苦的生活，一身“野”气的深山穷伢子，反而变得沉默而内向，深谙大人的苦楚。四叔看他有心劲，便抽空教他写字习文，9岁时就能背颂唐诗、古文。稍大，四叔为其定亲成婚，妻子李春珍系农家女子，先后生女儿罗当娃、罗改娃，抱养儿子罗双慰。

罗锦文婚后不久，便进县城随父生活，入父亲与贝德伟办的福音堂小学读书。该校除国文课外，又增加算术、图画、音乐、体育等科目，使久居深山野洼的罗锦文耳目为之一新，见识为之开阔，求知欲望激流涌浪般地撞击着其心扉。他下定决心要“弄清世间事，读尽天下书。”

正当罗锦文潜心攻读之时，贝德伟和罗锦文的父亲命他与一些年龄大的学生信奉基督教，贝氏分别给他们起了教名，罗锦文取名马可。

1930年秋，罗锦文考入洛南县职业学校。该校除开设普通初级中学应有的国文、历史、地理、代数等科外，是以专业课为主的，罗锦文学习蚕科专业，主要课程有养蚕、缫丝、培桑。

职业学校的倡导者及其校长，属“实业救国”主义者，经常勉励学生要学好专业知识，为国出力，振兴中华。罗锦文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亦认为中华之衰弱，国民之愚钝，其源概出于无知，因而奋发攻读，悉心研究，立志用知识救国于颓败、解民于倒悬。然地处秦岭东南麓的洛南县，境内丛山绵亘，丘陵起伏，河流交错，交通梗塞，加之天灾流行，匪祸迭乘，以致商业凋敝，农业衰竭，因而虽有有识之士倡导办学，培养实业人才，但毕竟因政治制度、自然条件的制约，职业学校徒有其名，学生学了也无用，毕业后无人问津，职校也不挤自垮。

1931年秋，罗锦文考入洛南县初级中学。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扎进了每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中国人的心。本想一心读书的罗锦文，此时却心烦意乱，如坐针毡，每与同学谈及国事，莫不愤恨日军的横暴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决心出走，寻求更能“适合”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职业”。

1932年秋，罗锦文在贝德伟的介绍下，以基督教徒的关系，考入外国教会所办的西安广仁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学校学制四年，半工半读，开设生理、解剖、药物、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五官科等，教师中绝大多数是英、德等外国人。

罗锦文跟随父亲生活多年，对诊病、司药、临床治疗等医理医务耳濡目染，故学医看病对他已不很陌生；加之刻苦学习，悉心研究，勤学好问，成绩在全年级始终独占鳌头，而外科知识临床技术尤为超群。学友对其才华，无不敬慕。他与同学团结友爱，常常帮助他们解答疑难问题，常代有事、有病学友值班，其任劳任怨之品德堪值称道。

罗锦文的家庭经济状况，自父亲从医后，景况日趋好转。罗锦文富有同情心，常将家中钱物接济无钱少衣的学友。每次省亲返校，总是将所带食物与学友们“分享”。他虽然性格内向而“面冷”，但与之交谈，却是无话不说，故学友们谓之曰“罗公面冷心肠热”。

护士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陕甘的贫民子女或孤儿，多半都是家庭主要成员信奉基督教者，学生除衣服自理外，伙食由校方供应，一日三餐，每餐八菜一汤。薪金每月一块银元，逐年递增一元。

学生轮流上课，轮流到病房护理，之外，还要为校长、教师打扫宿舍，揩擦地板。至于病房、科室卫生及公益劳动，属于学生自在不言中。每天八小时的工作或学习，没有丝毫偷闲空隙，轮到值班，时间更长。紧张的学习，繁忙的的工作，沉重的劳动，深使一些体弱的学生力所不支。

广仁医院既是外国基督教会所开办，基督教义也就自然成为维系院内一切秩序的唯一精神支柱。院方管你是不是基督教徒，凡教规所有的，都必须照章办事，祷告、礼拜、听圣经释疑等，必须参加。医院所有规章制度，必须遵照服从，不准有任何自行其便的行为。罗锦文等人认为，学生名为学生、护士、实为外国人的苦力，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文化实行对中国侵略，比八国联军和眼前的日本法西斯的武装干涉更可怕。

1936年春毕业前夕，罗锦文联络同学赵学恭、梁希仁等，要求校方改善学生待遇和医疗条件，在一天晚上夜班时与校长梅卓然发生争执，直闹到院长处，仍未得到合理解决。院长舒含礼恼羞成怒，执意要开除罗锦文等人的学籍。这一决定激起了全校学生的强烈反对，遂组织全院职工护士罢课罢工，要求院方收回开除罗锦文的决定；答应护士职工关于改善待遇的八大条件。院方为了瓦解学生，恢复正常秩序，向学生家长发函，要求家长叫回自己的子弟。学生非但不回家，而且为了扩大影响，取得社会各界支持，专门成立了“外交组”，指派专人到西安各大医院、学校、报社、省教育厅、省政府、省党部等单位机关，说明闹学潮的原委；院方亦到政府、司法机关控告学生，要求查办。学潮延续周余，最后由省主席邵力子亲自出面解决，院方除收回开除罗锦文的决定外，并全部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学潮方告平息。舒含礼虽然被迫收回成命，但罗锦文义气凛凛，傲骨难屈，毅然离开广仁医院，入股西安同仁医院，任外科医生，管理该院中正街分诊所。

1936年11月，侵华日军又在华北进行军事挑衅，全国人民义愤填膺。而蒋介石却加紧实施其“安内”政策，对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

西安事变爆发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西安各界抗日浪潮更加高涨，罗锦文更是激动不已，四处奔走呼号，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表白自己的抱负。他经常与原广仁医院职业护士学校同学董志侠、荆璞、崔海潮、吕书林，以及同仁医院学徒苏道理等青年谈论时局，抨击国民政府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罪恶行径。

1937年6月初，罗锦文返洛省亲，稍事休息后又急急要走。家人再三挽留，其执意不肯。妻子只好婉转地说，不几天就是你的生日，等过了再走吧。他还是以理相劝，明言“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者不算好男儿。妻子无奈，又暗示女儿抱住其腿，哭着不肯撒手。罗锦文望着女儿挂满泪珠的脸蛋，一丝幽情隐隐掠过心头。他对温柔贤淑的妻子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今国难当头，还过什么生日呀?”面对“铁心”丈夫，妻子只好含泪相送。

当时，西安各大医院及火车站，拥满了从山西中条山一线运回的国民党第三十八军以及从古北口、东陵沟、卢沟桥、张家口一线辗转运送来的伤病员，救护工作十分紧张，罗锦文返回西安后，不由分说地投入到救治工作中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罗锦文找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陈述自己的忧患情怀。这位负责人告诉他：从“九一八”到“双十二”，再到眼前的“七七”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共产党就一贯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前不久，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动员共产党员到前线去，不惜一切牺牲，参加抗日战争；最近，中共陕西省委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出了《告西北各界同胞书》、关于卢沟桥事变的大纲；现在西安各界的抗日情绪迅猛高涨，它必将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和亲日派所设置的重重障碍，走向抗日道路。继而他又启发诱导罗锦文说“每个青年知识分子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罗锦文的眼前豁然开朗，胸怀更加开阔。他决心实践共产党的主张，抛弃一切，奔赴抗日的战场。

从此，罗锦文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动员同仁行业的青年组织医疗队，开赴抗日前线。他通过秘密串连、写信、发电报等形式，先后联络在西安的洛南籍青年吕书林(西安广仁医院毕业留校生)、吕英杰(女，陕西省立医院学生，吕书林的胞妹)、阎玉珍(女，西安培华职业学校学生)、崔海潮(原广仁医院学生，时在洛阳一四六后方医院行医)、罗惠民(陕州二十六后方医院医生)、曹民哉(陕州二十六后方医院医生)、罗惠文(泾阳三十八军教导团第四连上士文书)、西安籍青年胡秀英(女，陕西省立医院学生)、刘世杰(女，陕西省立医院学生)、长安籍青年董志侠(泾阳三十八军医院医生)、蓝田籍青年翟碧文(女，陕西省立医院学生)、河南陕县籍青年苏道理(西安同仁医院学徒)、甘肃泾川籍青年荆璞(泾阳三十八军医院医生)，和自己共14人。九男五女平均年龄18岁。

七七事变，加速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本来早在西安事变后，中国内战基本停息。但国共关于合作的形式问题仍有很大分歧。因此，国民党西安的党、政、军、警、宪、仍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竭力压迫限制共产党活动，阻挠和破坏各种抗日团体活动。面对重重困难和被绑架的危险，罗锦文义无反顾，勇敢地向前走去。

罗锦文秘密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简称“八办”)取得联系。“八办”处长伍云甫精心安排，并与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总部联系，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立即回电：“如不怨苦可前来，这是十二分的欢迎。”“八办”指令罗锦文为队长，伍云甫接见了全体队员，勖勉他们多立战功，报效祖国。

1937年11月初的一天晚上，全体救护队员集结于由罗锦文、崔海潮联系的中华基督教会内，第二天又在“八办”人员带领下，隐蔽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待一列东去的货车一进站，便迅速登上一节“闷子”车皮而走。队员们坐船过黄河后，山东沦陷区医生刘绍九、徐汉山赶到，二人遂和救护队一起直奔山西八路军总部而去。救护队在临汾县高公村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受到热情接待，卫生部部长姜齐贤说：“你们是全国第一个自愿上前线的救护队，你们从白区冲破敌人的层层阻拦和封锁，来到前线参加战地救护，这种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随后，罗锦文又带领全体队员来到洪洞县万安镇八路军总部，受到左权副参谋长的欢迎。他给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以高度赞扬和评价。他说：“你们不远千里，不畏艰苦，奔赴抗日前线，由于前线战事紧张，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不能亲自参加接见大家，我代表他们及八路军总部表示热烈欢迎。你们这种忧国忧民的行动，应当受到人民的尊敬，你们是炎黄的好子孙，人民的好儿女，是全国青年的好榜样!”

八路军总卫生部对全体救护队员进行了分配，罗锦文和其他七人被分到前方野战总医院，罗锦文被任命为外科主治医师。

1938年7月，贺龙师长率一二○师在晋西北与日军的精锐部队激战，伤病员日渐增多。为应前线急需，罗锦文和野战医院院长曾育生赶至一二○师卫生处工作，锦文任该师野战医院外科主任。

面对前线成批成批的伤员，罗锦文心急如焚。不论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哪里有伤兵，他就在哪里出现。晋西北之兴县，岚县、五寨、岢岚，被战火烧焦了的土地上，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其常在炮火轰击下为伤员赶做手术。同年11月21日，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华北任务，晋西北仅留三五八旅，战斗日趋频繁激烈，伤员剧增，救护工作异常紧张。由于长期夜以继日的工作，加之生活困苦，常以黑豆水充饥，罗锦文终于积劳成疾，曾高烧到40°C。一二○师政治部主任刘惠农劝其休息，他不肯；给他牲口，他不骑，仍然坚持工作。

1939年10月12日，罗锦文在岚县为伤病员赶做手术，几次昏厥，醒来后继续工作。最后，终于昏倒在手术台边，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时年仅25岁。

罗锦文牺牲后，三五八旅召开了追悼大会，遗体安葬在岚县五里岗。八路军总部给其家庭寄汇200块银元以安家。时任洛南县长的郝兆先挥笔题写了”效命国家万古不朽，献身民族百世流芳“的挽联以示纪念。全国解放后，洛南县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并在其父住地洛南县古城街为烈士树立石碑一通，以慰藉先烈，启迪后人。（吕三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