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南文人吕三运： 甘为文化献身 愿为洛南拾遗

      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思想、有担当的基层文化工作者，洛南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者。

他连任九届县政协文史专员，坚持三十余年收集整理文史资料，55篇文史资料被《洛南文史》、《商洛文史》和《陕西文化遗产》等杂志刊物采用发表。

他先后25次被省市县各级文化部门评为先进个人，他最高的荣誉是被省文化厅和省人事厅授予“全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他是一个坚韧执着的人。他上有85岁的老母亲，是一个孝顺、幸福的儿子；他56岁痛失23岁的唯一爱子，是一位苦难、不幸的父亲。

他面对儿子治疗白血病欠下的巨额债务以及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毅然决定在自己临退休前，出版文史资料专集《洛南拾遗》。

他就是吕三运，生于1961年11月，洛南县石门镇下铺村二组人，1983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石门镇文化站站长，现任石门镇公用事业服务站干部。

为心中的理想，他小学五年级给报社投稿

吕三运对文化的热爱，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萌芽的。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由于他总是爱跳爱蹦、爱说爱唱，所以基本上一直都是担任班上的文体干事。学校每次举办文艺晚会，他不是说快板和相声，便是朗诵诗歌或独唱，还曾多次到农村去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出过。

小时候，他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作家，能著书立作。上小学五年级时，他曾尝试写过小小说，但由于当时知识有限，给报社投的稿件石沉大海，但他并不气馁，而是继续坚持多读多看、多写多练。读高中时，他写的几首小诗登上了学校团委办的黑板报，这极大地激发并点燃了他的写作热情。

为建设乡文化站，他跑遍全乡的沟沟岔岔

1983年8月，吕三运担任了洛南县石门区下铺乡的团委书记。

1984年9月，他又被组织推荐担任了下铺乡的文化站干部。初上任，他一时还拿不准、吃不透这项工作的气眼和门道，怎么办呢?摆在他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业务学习，赶紧迎头赶上，尽快适应工作。

于是，他就到石门区留题乡文化站干部黄明那里借来了《文化站工作十六讲》，然后就如饥似渴地学了起来，并且还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了两大本读书笔记。经过一番刻苦钻研学习，他初步掌握了文化站的性质、任务、作用及工作方法，为搞好文化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面对三间墙皮完全脱落的旧房子，仅有的两本杂志和三份报刊，连站牌都没有的如此简陋的文化站，他心不甘，他要改变，他要图强。

在乡财政无法解决资金的情况下，怎么办?为了克服困难，尽快搞活全乡群众的文化活动，他采取了捐书捐款的办法。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跑遍了下铺乡4个村19个组的所有的沟沟岔岔、梁梁峁峁。每到一户，他就反复对群众宣传文化站的作用，解释捐书捐款对办文化站的重要性。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给文化站筹集到了五百多册图书和四百多元现金。

于是，他着手购置书架、兰球、乒乓球、象棋、跳棋、扑克等设施器材，并订阅了9份报刊杂志。另外，他还利用业余时间，亲自泥墙，用各学校捐回的旧报纸裱糊了阅览室，并用家里做立柜的木板制作了站牌，建立了各类规章制度。就这样，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基层文化站建立起来了。

按照石门区文化站的安排，并结合本乡的实际，他不但积极开展日常的图书借阅、报刊阅览、棋类和球类活动，还利用元旦、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踊跃开展较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活动，为广大群众学习娱乐提供了方便，为广大青少年课余节假日开辟了活动场所，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和普遍赞扬，他因此被评选为洛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为建设区文化站，他殚精竭虑不辞劳苦

1985年5月，吕三运被正式录用为文化站的合同制干部，这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从1985年12月到1989年12月在石门区文化站工作的四年中，他和站上的同志们一起，始终坚持“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讲求实效、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大抓狠抓文化站的建设工作。由于领导重视，财政投资到位，加之单位、学校和群众积极捐书捐款，从而使得文化站的设施设备由少到多，服务范围由小到大，活动内容由简到丰，社会宣传效果大大提高。

当他1989年12月调离石门区文化站时，全站已拥有房舍32间，比原来的12间增加了20间，大小活动院落2个，共1500多平方米。设施设备已达到了“六有”：一是有各种图书5000多册，二是有各种报刊杂志31种，三是有篮球、乒乓球、象棋、跳棋、扑克等各种文化娱乐用品，四是有黑板报、宣传栏、标语、喇叭、扩大机、收录机等宣传工具，五是有一定数量的办公用具，六是有一套摄影摄像器材。

设施设备的改善和增加，极大地促进了群众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而且达到了平时活动经常化、节日活动制度化、方法内容多样化。他的辛勤努力工作和取得的显著业绩，受到了组织和领导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

为打印文稿，他骑自行车连夜奔波四十余里

吕三运对组织分配的各项工作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干好，而且还要干出个名堂来。

1986年3月，为了参加商洛地区法制故事调演，完成县文化局布置的创作任务，他四处奔波，忙得不可开交。这时，又恰逢他妻子坐月子，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把照顾妻子的事向六十多岁的母亲做了交代。

他多次到花庙乡、麻坪乡、石门镇去找民间艺人李秀珍、陈根俊和黄玉娥等人，鼓励他们积极创作，并亲自给他们送去参考书和稿纸，尽量满足他们的创作需求。经过多次反复奔走催促，最终感动了他们。李秀珍的《自食其果》和黄玉娥的《特殊姻缘》两个故事终于创作完成了，但与县上要求的最后时限只剩三天了，他便与区公所、石门职中等单位联系打印文稿事宜，但都因本单位材料都多得打不完为由而遭婉拒。

他立即骑上自行车连夜奔波二十多里路，到工农中学去求该校的打字员帮忙，并于当晚把文稿打印出来。第二天，他又买纸将两个故事油印了一百多份，终于提前保质保量完成了县局交办的任务。最终，李秀珍的《自食其果》和黄玉娥的《特殊姻缘》分别荣获商洛地区故事调演三等奖和洛南县故事调演三等奖。

为改变站容站貌，他放弃了回家修房

1987年上半年，县文化局决定抓站容站貌建设。这时又恰遇吕三运家修房，当时，区文化站站长劝他回家修房，但他却想，自己主管的是站内事务，如果这时一走，势必会影响工作，且站里也正是用人的时候，于是他就谢绝了领导的一片好意，继续留在站里坚持工作。

他和站上的其他同志一起，修建了一个花园，又修理了办公用具、活动器材，还刷新了站牌，并对站上的五千多册图书按“中图法”，进行了科学的分类、编号、登记、造册、上架。七月份，县文化局对站容站貌建设工作进行检查验收，石门区文化站荣获了全县先进站之一。

为收几分钱图书折旧费，他得罪了不少人

在石门区文化站工作时，吕三运一直都是负责搞站内事务的。他对站上的图书十分爱惜、珍惜，无论是熟人还是生人，他都一律坚持实行押金借阅。按站上规定，借阅连环画不能超过三天，借阅小说不能超过七天，如果那位借阅者超期不还，他就上门催要，并收清图书折旧费。有的人对收几分钱的折旧费不理解，认为他小气、抠门，还说他在石门又干不了一辈子。但他不管他们怎样说，还是一直坚持按制度办事，使站上的借阅书刊连一册都没有受到损失。对活动器材的管理，不管是谁来借篮球、乒乓球或羽毛球，他都坚持让借者一定得打借条，保证及时归还。如若损坏了，非让其赔偿不可，保证了活动器材不受损失。

1986年至1987年，县文管会明令要求各文化站严格加强文物管护工作。他及时对玉虚洞、石门松、王辨墓、卢岭吕岭遗址等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了认真摸底排查、造册登记，召开群众会七次，大力宣传《文物保护法》，做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使文物“四有”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他因此而受到了县文管会的表彰奖励。

为节省办公经费，他忍着天寒地冻没有烤火

在办公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为了节省邮寄费用，吕三运很少买信封。他把各地给站上邮寄来的信封小心拆启后，再反过来用浆糊糊好，以备下次再用。据不完全统计，他几年间共拆翻信封六百余个。

几年来，他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县汇报工作，送公文、材料，几乎很少坐班车。站上领导多次劝他坐班车，但他总这样想，来回一次得花两元多车费，站上经费这么紧张，报销起来又相当困难，还不如骑自行车快捷方便，另外，权当舒活筋骨，锻炼身体。据不完全统计，几年间他最少给站上节约经费二百多元。

1986年冬，文化站买了八十斤公用木炭办展览用，展览结束后，还剩二十多斤。他就把其封存起来，即使天气再冷，他也一点儿都舍不得用，后来，站长问他：“天气这么冷，你咋不生火呢?”他却这样回答：“站上经费这么困难，留下它以备下一次搞活动再用。”他总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给单位节省开支。除坚持节约开支外，他还和其他同志积极开展补文收入，以增加站上的经费来源。

1989年，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从事照相、台球、录像放映、舞台演出、办培训班等活动，年底补文收入达二千余元，超额完成了县文化局下达的补文收入任务。

为提升素质能力，他坚持业余自修学习

除了坚持学习党和政府关于文化工作的有关政策法规外，吕三运先后学习了《群众文化手册》、《文化站工作二十讲》、《农村文化站图书室分类简表》等业务书籍。

他还坚持参加短期培训。1985年、1986年、1988年和1990年，县文化局举办的文化站干部培训班，他全都积极参加，坚持学习。

他还坚持刊授和函授学习。1986年1月至12月，他参加了《诗刊》杂志社举办的全国青年诗歌刊授学院第二期的培训学习。结业后，他创作的《碗》一诗，荣获了洛南县首届农民赛诗会三等奖。1988年，他又参加了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乡镇企业系的培训学习。结业后，他为乡镇企业开展技术咨询五十多次。1988年5月至1990年10月，他还参加了北京人文函大群文系大专班的培训学习，并拿到了毕业证书。这一系列专业、系统、扎实的培训学习，大大提升了他的业务素质和能力，为进一步搞好群众文化工作奠定了坚实而牢固的基础。

为当好文史专员，他倾力搜集文史资料

三十余年来，吕三运历任政协洛南县文史通讯员和文史专员、政协商洛市文史特邀通讯员、《商洛文史》通讯员。在从事文史资料搜集及撰写工作的三十余年生涯中，他不断地从文史书刊中汲取营养，从阅读文史书籍，到撰写文史稿件，再到出版个人专集，一步一个脚印，勇往直前;一步一个台阶，永不停歇。

1986年3月，政协洛南县首届三次会议隆重召开，他被聘为文史通讯员，不久又被聘为文史专员。从此，他不仅积极阅读文史书刊，而且踊跃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撰写稿件。根据亲闻，他撰写的《民国时期石门镇的四所义学》一文，刊登在《洛南文史》第六辑上。根据亲历和别人口述，他撰写的《石门图书馆》和《石鸡的传说》两篇文稿，刊登在《洛南文史》第七辑上。根据亲历和别人口传，再加上多次亲临现场采访，他又陆续撰写了《石门一带的禁忌和破忌》、《石门三家财东的始末》、《洛南的跑竹马》、《丁兰寺》、《知县丁禧翰轶事》、《书院之兴衰》、《洛南的珠算文化》、《洛南人写对联用纸的讲究》、《红军路过石坡街》、《老君山》等几十篇文史资料，先后全部刊登在《洛南文史》第八至第十三辑上。

2002年5月20日，政协商洛市委员会聘请他为文史征集特邀通讯员，他又本着“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陆续撰写了《仓颉造字阳虚山》、《洛南民间布老虎》、《长工谣》、《巡检镇》、《铁锁关》、《黄龙铺奇异录》、《抗日英雄郝世英》、《郝兆先与洛南抗日》、《李自成再战三要司》、《解放初洛南公安局的禁毒工作》等18篇文史资料，全部刊登在《商洛文史》第一至第七辑上。

三十余年来，他总共撰写文史资料60余万字，被采用刊登55篇。他现在手头一直保存、珍藏着《洛南文史》和《商洛文史》编辑出版的所有全套文史资料。每日闲暇，看着书架上依次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文史资料书籍，一股幸福、欣慰、甜蜜感便涌上了心头。另外，他手头还珍存有西安文史资料第25辑《西安老街巷》、江苏文史资料第40辑《辛亥江苏光复》、江苏文史资料第41辑《江苏近现代历史人物》、江苏文史资料第79辑《陆军大学》等文史资料。一有空闲时间，他就随手翻阅所珍存的文史书籍，真正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作为一个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搜集、撰写文史资料是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为了抢救文史活资料，他便走到哪里就采访到哪里，可以说洛南东、西、北三路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采访的足迹。他常常是白天采访、收集，晚上夜深人静之时撰写文稿。他拜德高望重的老人为师，虚心认真地听他们讲述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年往事，然后整理成文。

这一切，都是出于自愿，出于他对文史工作的热爱和执着，没有人给他下指标和任务。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许多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很不理解，认为他几十年来坚持搞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划不来、不值得。但省市县各级政协组织却对他几十年来的辛勤汗水和付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1987年至今，他共七次受到县政协的表彰奖励;2006年5月23日，他还受到了政协商洛市委员会的表彰奖励;他还曾被陕西省文化厅和人事厅授予“全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这些荣誉，将永远激励着他为政协文史工作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为写好文史资料，他拜师交友甘当“小学生”

有时候，要想写出一篇比较满意的好的文史资料，须不怕山高、不怕路远、不怕沟深，须跑好多冤枉路、须说好多好听的话、须看好多难看的脸。比如，吕三运撰写的刊登在《商洛文史》上的《李自成再战三要司》、《影响深远的洛南梁塬之战》、《火烧寨的溯源》、《铁锁关》、《仓颉造字阳虚山》、《巡检镇》、《洛南民间布老虎》等文史资料，都是他亲历、亲见、亲闻，三番五次地到现场采访、搜集，才弄到手的。如果闭门造车，凭空想象，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他还有着记者一样的敏锐的眼光和敏捷的思维。他无论是到基层下乡工作，还是外出探亲访友，途中如果看到一块古碑、一座古桥、一座古庙，或是一副旧书画、一个古院落、一座古楼门，这些都会成为他拟定一篇好史料的绝佳素材。比如，刊登在《商洛文史》上的《黄龙铺奇异录》一文，就是他5年前去黄龙铺下乡时，在老戏楼门前看到一块古石碑受到启发而整理写成的。再如，刊登在《商洛文史》上的《长工谣》，就是他前些年在石坡李河征收农业税时，无意中从几个老年人谝闲传中得到素材而整理写成的。

他平时还经常喜欢翻阅一些介绍洛南各个方面情况的史志资料和书籍，如《洛南县志》、《洛南县地名志》、《洛南县组织史》、《洛南县党史》等。他认为，只有多看才能多写，这样才能搞明白洛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才能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比如，他撰写的刊登在《洛南文史》上的《红军路过石坡街》、《丁兰寺》、《民国时期石门镇的四所义学》、《石门一带的禁忌和破忌》、《民国时期石门的三家财东始末》、《洛南的珠算文化》、《洛南的迎亲变化》、《老君山》等文史资料，除亲历、亲见、亲闻外，与他阅读了大量的洛南史志资料和书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认为，要写好文史资料，除了勤跑勤思多看多问之外，还需要甘当“小学生”，拜老一辈人为师。广大的乡村，到处都是藏龙卧虎之地，有许多知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都是鲜活生动的历史素材，但大多数都年事已高，需要有识之士来把只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珍贵的记忆记录下来，以留给后世的人们。这就需要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需要放下架子和他们交朋友，需要多次拜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他刊登在《洛南文史》上的《洛南婚姻的变迁》、《洛南人写对联用纸的讲究》等多篇文史资料，都是在和老年人交谈中得到的，听他们讲亲历的事情，与他们讲到的事件和人物同喜同悲，他也因此和许多老年人成了忘年交。

为出版《洛南拾遗》，他历时半年数易其稿

再有三年的时间，吕三运就要退休了。在临退休之前，他要把自己苦熬三十余年的“心血和汗水”结集成册、印刷出版。

自从1986年3月政协洛南县首届三次会议召开至今，他一直都担任政协文史专员，长达三十余年，所写的大多数文史资料都零散发表于《陕西文化遗产》、《商洛文史》、《洛南文史》、《洛南政协》、《洛南年鉴》、洛南县史志地情网、河图洛书文化网、洛南宣传网等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

近年来，许多文史朋友和同志﹑妻子胡淑惠、弟弟吕三贵、女儿吕莉和吕小莉，以及远在河南省长垣县芦岗乡白河村的三女儿李星月，都纷纷劝他把所发表的文史资料化零为整，出一个专辑，以方便大家和后人阅读。

特别是他那1994年出生、毕业于陕西文物保护专修学院和西安文理学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因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于2016年11月30日晚不幸病故的儿子吕鹏凯，生前也曾多次劝他整理出版一本个人文史资料专辑。

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为了践行亲朋好友的嘱托，为了完成逝去儿子的夙愿，同时也给广大读者和外地游客能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洛南的自然环境、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提供一些较为详实的史料，也为地方志作一些有益的补充和扩展，他从去年1月开始，至5月结束，历时半年，推敲斟酌，整理加工，数易书稿，屡改书名，敲击键盘，录入电脑，排版校对，终于在去年5月，成功出版了他个人的文史资料专辑——《洛南拾遗》。

“出版这个专辑，对社会或多或少是做了一点贡献，尤其是对洛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我别无他求，我只是给家乡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家乡的繁荣、兴旺与富强，尽了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而已。”在采访临结束之际，吕三运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