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我国动工修建襄渝铁路。

　　修筑铁路必须依靠公路运输大量的机械设备、器材和人员。于是，镇（镇安）旬（旬阳）公路的修筑，便被陕西省交通厅提上了议事日程。一声令下，一场艰苦卓绝的公路大会战在镇安至旬阳几百公里的大山中拉开序幕。

　　镇安和旬阳分属商洛地区和安康地区。省委命令商洛地区（现为商洛市）各县全部参加镇旬公路的修筑。洛南县委当即决定从每个生产队（现为村民小组）抽调3名民工去旬阳修建镇旬公路。全县共抽调三千余人，全部实行军事化编制，洛南民工为一个团。每个区（现改为镇）为一个营，下设连、排、班。这些被抽调的民工被称为“三线战士”。按当时文件规定，工资待遇分为三个等级：一级每月39元，二级每月34.5元，三级每月30元。18元交生产队记工分，剩余归个人，每月口粮45斤。既可安排工作“跳农门”，又可吃“45斤”，多好的事啊！在那个物资极端匮乏的饥饿年代，仅仅“每月45斤口粮”对人就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起码可以吃饱肚子。

　　1971年吃过腊八，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一支没有军籍的“三线战士”出发了。没有交通工具，600余里的山路全靠步行，穿着草鞋，身背简单的行装。

　　黑暗中，不时传来父母和新婚妻子的饮泣声,“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打东洋”，颇有点“十送红军”的味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三线战士”则怀着“易水送别”的悲壮踏上了漫漫征程。饿了，啃口小豆面做成的窝窝头；渴了，吞口路边的积雪，没有人管吃。昼行夜宿，晚上打开自带的被褥，就睡在群众的柴草棚里。数九寒天，身体蜷曲成一团，只觉得天寒路遥。

　　走了九天，终于来到了驻地。我们城关镇营的驻地是旬阳县的赵湾镇，洛南县的团部也设在这里。我们向阳大队（现在叫西街村）和东风大队（现在叫东街村）的六十余人组成一个排，有石三娃担任排长，李双宝担任副排长。我们排被分配驻扎在离赵湾镇二里地的迎春生产队。当地群众已为我们腾下了房子，地上铺了一些柴草，打上地铺，就算安了家，十多个人挤在一个屋里。

　　旬阳县山大林深，是全国不通公路的少数县份之一。由于是高寒山区，不收小麦，老百姓一年到头的口粮以玉米、红薯为主。过年杀一头猪，卖过以后，留几斤做成腊肉，挂在屋檐下，以备招待贵客。亲朋邻友有红白喜事，一捆其他地方作为猪饲料的萝卜叶子就可“随喜”（行请）。

　　由于贫困，这里老百姓的住房十分简陋。千篇一律的石板房，石头砌墙，石板盖顶。山里多的是石头，不用花钱，就地取材。晚上睡在炕上，可以看月亮、数星星。“厕所”就不用说了，一块几十公分高的竹篱笆随便栽一下，就是“卫生间”。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小媳妇就撅着屁股上厕所，也不避人，何其落后原始，你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贫困，本地姑娘都要嫁到外地，外地姑娘更不想到这里来。光棍汉特别多，兄弟两三个能娶一个媳妇就不错了。“有福同享，利益均沾”，全家倒也和平相处，相安无事。

　　由于住房紧张，一家人“四世同炕”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的群众几乎与现代文明无缘，吃一斤盐都很困难，更是缺医少药。路途上，大脖子病（甲状腺）、红眼睛、篓拐子腿（地方大骨节病）随处可见。难怪这里的姑娘们一见洛南来的“帅哥”，眼睛都放光了。

　　我们城关镇的工地是全县工程任务最艰巨的老虎涯，听这名字，就不寒而栗。任务虽然只有几百米，但要掀好几个山头的几千万立方的石头，工程量大的惊人。而且工期特别紧，仅仅四个月，要保证“五一”通车，这是团部下达的命令。

　　来到工地的羊肠小道上，朝上一望是几十丈高的悬崖峭壁，朝下一看，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乱石林立的旬阳河，令人心惊胆战，头晕目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悬崖峭壁的半山腰处开出一条平坦宽阔是公路来。

　　施工开始了，在山顶扎一根钢钎，上面系上保险绳。下面的人腰系保险绳，由一人掌钎，一人轮八镑槌打炮眼。抡锤的人要有技术，讲究的是“稳、准、狠”。“稳”指的是双脚并拢或是弓箭步，总之要站得“稳如泰山”这样才可以使上劲。“准”说的是锤锤都要打在钎头上，要做到“万无一失”。一旦失误，轻者打在膝盖上，伤及自身造成残废；重者因为身体失去平衡，重心不稳，就可能掉进背后的“万丈深渊”——旬阳河。“狠”说的是要每一锤都要有力，打轻了，等于“隔靴搔痒”，不顶用。只有用尽全力，才能有进度。按照规定每个工作日要完成8小时（约27公分）炮眼，只有加班才能完成任务。收工时，有技术员丈量验收，完不成任务，是要扣工资的。旬阳的青石板特别硬，一锤下去，火花四溅，石壁上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一根钢钎，用不了两小时，就得送铁匠炉子重新淬火。掌钎的人也得有经验，否则，炮眼大不了多深，钢钎就被卡住转不动了。

　　在作业面稍微宽阔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合打一个炮眼，一人一下，交替进行。边打边喊“哎哟、哎哟”的号子。雄壮的号子声在山谷里回响，别有一番情趣。

　　开始施工时，正是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手抓住钢钎，几乎可以粘住一层皮肉。虎口被震裂了，一锤打下去，鲜血四溅，但还得继续施工。

　　特别难忘的是1972年3月4日。这是一个血色的不幸日子。我的朋友洛南县城东街人赵东汉，他是一个魁伟帅气的小伙子，20岁出头，1.80米的个子，可谓是“堂堂一表、凛凛一躯”。难怪，刚到驻地，就受到附近几个姑娘的青睐。尽管年轻，他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炮工，在我们连的技术是一流的，一口气能打2000多锤。我们都戏称他是洛南县“第一条好汉”。

　　那天正准备打钎，保险绳不够了，东汉就主动把绳让给了其他民工。而东汉抡锤的工作面仅仅不到一平方米，勉强可以站一个人。正在我们干活起劲的时候，只听得“啊”的一声惨叫，循声望去，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在空中象跳水运动员一样翻转。不好了，东汉出了大事！当我们清醒过来，沿着斜坡跑下旬阳河一看，惨不忍睹：头撞在岩石上，脑袋崩裂，脑浆四溅，四肢不全。救东汉的希望破灭了，我们默默脱下安全帽为战友致哀。

　　原来东汉就是一锤抡空，身体重心失去平衡，坠崖而死。一切发生的这样突然，好像在梦中一般。仅仅是一瞬间,一条鲜活的生命便消逝了。

　　一口从群众家买来的薄皮棺材，立即将尸体入殓。八个大铁锤将棺盖钉死，这样的惨象是不能让亲属“瞻仰遗容”的，营里连夜组织人员将尸体送回洛南安葬。

　　没有追悼会，没有墓碑，更没有任何荣誉，含丧葬费在内的八百元抚恤金就是对亲属家人的安慰。

　　东汉出事的当晚，团部调来了电影队，在我们驻地附近的打谷场上放映了两场电影——《南征北战》和《英雄儿女》。用意很明显，是为了稳定“军心”，以作为对这些“三线战士”的慰藉。

　　如今陪伴东汉的只是荒草萋萋的一抔黄土。

　　当时适逢“文化革命”期间，东汉被悄无声息的埋葬了。他的死似乎在“连队”没有引起什么波动。第二天，我们又迎着朝阳，“英姿飒爽”地走上了筑路工地。

　　“点炮”是筑路工地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点炮的时间一般选择在收工时，周围要设警戒线。点炮人员要选择那些心理素质稳定，胆大心细，身段灵活，善于奔跑的小伙子。洛南县西街五队的王新民便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曾经修筑过洛惠渠、洛华路，是一位经历过“南征北战”的“红炮手”，当时在我们排担任炮工班长。

　　3月24日下午6时30分，在所有民工撤离工地后，点炮开始了。这一次，王新民一个人要连续点6个炮。而这些炮又分布在工作面不同的位置上，这就更增加了点炮的难度。王新民算好了点炮的顺序，看好了撤离的路线，燃起羊群烟，就开始点炮了。前四个炮点的都很顺利，谁知第五个炮点燃后，导火索燃烧的火焰喷掉了烟头。还剩一个炮没有点，前五个炮的导火索都嗤嗤冒着青烟，危险一步步靠近，死神一步步光临。怎么办？跑吧，自己完全可以到达安全地带，但没点燃的这个炮将严重影响到工程进度；点吧，前面的几个炮马上就要起爆，自己将命悬一线。反正今天豁出去了，短暂的犹豫之后，王新民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果断地掏出打火机，终于冒着生命的危险用明火（要知道筑路工地有规定，只能用暗火点炮，明火点炮的速度太慢）点燃了最后一个炮的导火索。几秒钟，在平常谁也不在意，但在这个时候关系可就大了。就是因为耽误了这几秒钟，就在王新民点燃了最后一个炮的同时，前面的5个炮接二连三地连续起爆。一霎时，天崩地裂，工地上空乱石飞窜，磨盘大的石块冲天而起，筑路工地笼罩在滚滚烟尘之中。警戒线外的民工心里一沉，新民这一下完了。连长常子财、副连长杨学义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望远镜，我们都自觉地脱下安全帽为“牺牲”的战士致哀。

　　十几分钟后，烟尘慢慢消散，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只见一个人影连爬带滚地从烟尘中“跑了”出来。近了，近了，一看原来是我们的队友新民。他像刚从地里才刨出来的“土豆”一样，头发蓬乱，满腹伤痕，衣服被石块砸的丝丝缕缕，迎风飘荡。值得庆幸的是，都是一些皮肉伤，并无大碍。先前的哀痛一扫而光，我们一下子围住了他，把这个“死”而复生的新民抛起，接住，又抛起，疼得他直呲牙，连连讨饶。我们送王新民去团部卫生所，医生只给他擦了点红药水，上了点消炎药就了事了。

　　王新民的生还，确实是一个奇迹。这天晚上，我们从群众家买来了红薯酒，不知是谁还从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一串鞭炮。鞭炮放得连天响，几十个洛南汉子围住王新民尽情痛饮，庆祝王新民的“大难不死”。

　　从此以后，王新民就成了我们连的“名人”，我们戏称他为“敢死队队长”。在随后团部举办的群英会上，新民是我们连当之无愧的出席代表。他胸戴红花，身披彩带，春风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

　　也是因祸得福吧，王新民一下子成为传奇人物，成为驻地周围姑娘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后来，在洛南好多年娶不到媳妇的王新民从众多的姑娘中选择了被誉为“旬阳一枝花”的邹鲍悦作为自己的女友。筑路结束后，王新民携女友“衣锦还乡”，这件事一直被人们作为美谈。

　　一锤一钎的施工速度太慢，施工期限一天天地临近。团部给我们连调来两台风钻，这就是当时条件下最先进的施工机械了。有了这两台“洋玩意”，打炮眼速度提高了。于是，我们改变了以前的小打小闹，改放大炮。这时的炮眼已不叫炮眼，而改称“炮洞”。“炮洞”就像一个山洞一样，里面可以同时几个人作业，打一个炮洞往往需要一个礼拜，里面一次装数吨炸药，光填土装炮，全排人都要日夜不停地背两天土。

　　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为了防止“哑炮”（即点燃后没有爆破的炮），我们在装炮时，多用雷管、导火索最少也得用四根，几根导火索同时点燃，做到爆破“万无一失”。这样的炮响起来惊天动地，乱石要飞出几里远，一次就可以掀掉半个山头，大大提高了施工速度。

　　大炮放得多了，山上的“活”石头就多起来。许多乱石悬在空中，即便刮一阵风，活石都会滚落下来，直接威胁到下面作业面上民工的生命安全。这就需要清理这些活石。清理活石俗称“撬”活石，施工者腰系保险绳，头戴安全帽，双手拿撬杠，身体悬在空中，象荡秋千一样把那些爆炸后的乱石撬下来，为下面的施工人员消除危险。

　　筑路工地是不讲“安全第一”的。我们工地悬挂的巨幅横幅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些工作明知非常危险，但你也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撬活石”的工作堪称“九死一生”，下面要撬石头，眼睛还要向上看，防止高处落下石头伤人。下面负责观察瞭望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得心惊胆战，连大气也不敢出，要随时提醒空中的人躲避落石。撬活石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干的，它通常都由我们的排长石三娃、“敢死队长”王新民等少数几个人担当。他们象体操运动员一样矫健，象蜘蛛人一样敏捷灵活地在空中荡来荡去。几次落石都被他们巧妙地躲过，尽管险象环生，但都有惊无险。附近工地因保险绳断了，或因落石发生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即使这样，飞石伤人的事仍在所难免。

　　4月2日中午3时，一块拳头大的石块带着呼啸，从天而降。当时，我们几个人正在路基上清理炮渣，排长石三娃一声惊呼，我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石块已砸在我的安全帽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一下子掉进了身后的旬阳河里，当时我只觉得头上象有人用棍棒猛击了一下，脚下一个趔趄，就昏倒了在路基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几个民工马上把我背到了团部卫生所。三个小时后，我醒来了，只觉得头疼的厉害，女医生微笑着说：“脑震荡，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

　　第三天，我们几个下到旬阳河里，在岩石边，拾起那顶被砸烂的安全帽，大家倒吸了一口气：“好险啊……”。我也暗暗庆幸，自己和死神擦肩而过，没有“光荣”在工地上。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是一顶安全帽救了我一条命呀。

　　那时由于交通不便，我们施工所需的钢针、雷管、导火索、炸药和粮食都要靠人力从镇安的青铜关和柴坪背。洛南人习惯于挑担子，但在这里道路崎岖陡峭，是不能担的，只能象毛驴一样用背驮。200余里的羊肠小道往返一趟，需要五六天时间，大家都愿意背粮食，而不愿意背其它物资。原因很简单，粮食一路上可以吃，而且越背越轻，而炸药雷管是不能吃的。于是，背其他物资的人同背粮食的人结伴而行。晚上住在沿途群众家里，解开粮袋，自己做饭吃以后，还要烙好第二天的干粮。于是，出发时背六七十斤米面，到工地时，也只剩三四十斤了。这样一来，我们连队几乎要抽调四分之一的劳力去背粮食。

　　沿途的群众都很热情，他们几乎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人生活，没有公路，不通水电，几乎和现代文明绝缘。绝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从没有走出过大山，晚上和他们聊天，说起洛南县的汽车、电灯，他们惊奇得睁大了眼睛，像听神话故事一样。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更是天方夜谭，听说是给他们修路的，就很高兴，把我们当贵宾招待，好一处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关系熟了，顺路给他们捎一斤盐巴、几个姑娘用的发卡、雪花膏之类的小玩意，他们就会把你当作最尊贵的客人，捧出自己酿制的红薯酒，炒一盘腊肉，让你一醉方休。有的姑娘甚至可以对你以身相许，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南关村的某位残疾村民，年近四十，这样的单身汉王老五在洛南今生可能和媳妇无缘了。他就是在运粮路上用一斤盐巴和几个发卡赢得了一位朱姓姑娘的芳心，被称为“老大难”的婚姻问题便不费吹灰之力就引刃而解了。

　　这样的例子在各个连队都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洛南民工从旬阳引回来的媳妇有三十多个。这也许是他们修筑公路的“最大收获”吧。这些旬阳媳妇，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在洛南都是过光景的一把好手。看得洛南那些娶不到媳妇的光棍汉肠子都悔青了：那时怎么不去修路呢？……

　　几个月的出生入死，终于换来了毛路面的通车。没有等到举行通车典礼，洛南的“三线战士”便奉命“复员”。包括连、排长在内的“军官”，连一个也没有留在铁路上。

　　43年过去了，当年血气方刚的“三线战士”如今已满头白发。旧地重游，感慨万千。“旧貌换新颜”，当年的石板房消失的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小洋楼，出入的是一群群衣着时髦的红男绿女，宽阔平坦的路面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飞驰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