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

　　1968年3月1日，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运动”之后，“三结合”的洛南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全县混乱的局面稍有改观。

　　是年4月,延期毕业就地闹革命的洛南中学高66级部分学生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的名义派往各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任务不言而喻，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上级要求“宣传队”成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高66级甲班的6位同学被分配到灵口区的黄坪公社东院大队，每人包一个生产队。

　　我住在一位姓李的大娘家里。他刚刚50出头，人很精明，对我的到来，很热情。她怕我冷，让我睡在洛南人最喜欢的连锅炕上。群众习惯把我们称为“工作组”。“工作组”吃饭轮流管，由队长指派，每家一天。按规定，我们每天交一斤粮票、4角钱。山里人厚道，轮到谁家管饭，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给我们吃。

　　吃饭的第一天是在我的房东李大娘家。吃早饭时，大娘让她的小儿子在外屋陪我。玉米面蒸的黄糕糕馍清香诱人，一盘黄瓜菜，大玉米糁米汤里面还煮了几颗大豆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就是招待贵宾的美味佳肴了。

　　  “宣传队”进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造舆论声势宣传，要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提着红油漆在村道的石灰墙上刷了几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朱红大标语。我们又用红油漆在所有的地方喷绘了毛主席头像和带葵花图案的“忠”字。

　　记得在一个姓董的老汉家，我们已经给他家喷了三个毛主席头像，他还嫌少，硬拉着我到厕所里面的墙上再喷一个，还说：“这样，我上厕所也能见到毛主席”。我给他解释说：“这里太臭，喷了就对毛主席不敬”，老头这才悻悻然作罢。后经打听，这老汉家里是贫农，也就没事了。如果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够他喝一壶了。

　　三天以后，旧貌换新颜。走在村道上，随处可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和葵花向阳的“忠”字。外面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家里怎么办？根据“红色政权”的指示，家家户户要在家里贴上毛主席画像，在画像两边还要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对联。再“请”（当时不能叫买，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敬）一个毛主席塑像（站像、坐像，质料有瓷的、石膏的、塑料的、涂有夜光而用橡胶制作的等）摆在上房厅堂正中的桌子（洛南人习惯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上。于是，祖宗神位被毛主席塑像“取而代之”。祖宗神位怎么办？对不起，先委屈一下，塞在桌子下面也就是了。

　　在那个将领袖“神化”的年代，佩戴毛主席像章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男女老少每人胸前一枚，连“黑五类”也概莫能外。也有一人多枚的，带上它仿佛比英雄勋章还神气。像章型质繁多，异彩纷呈：大的如碗口，小的如一分钱硬币；有鲜艳夺目的红色，也有金光闪闪的黄色；质地有铜的、合金的、也有塑料的……谁知道全国出了多少类、多少种、生产了多少枚？如果堆积起来，大概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像章山，堪称吉尼斯纪录。

　　经过几天努力，“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从里到外实现了“全村一片红”。每天生产队上工前，“宣传队”要把群众带到毛主席画像前，领着大家振臂高呼：“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在呼口号的时候，人们神情严肃，秩序井然，连那些旱烟袋子不离口的的老头子也自觉放下烟袋，先委屈一下“烟瘾”。以上口号的内容，时人简称“三忠于”、“四无限”。

　　“早请示”“晚汇报”更是宣传队带领群众每天的“必修课”。“早请示”的内容是：早上起床后，面对毛主席画像先行三个鞠躬礼，接着连呼三遍“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遍“林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然后讲今天生产队分配自己干什么活。

　　“晚汇报”是：每晚睡觉前，再到毛主席画像前，礼仪同“早请示”。然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今天干了什么活，干得怎么样，自己还有什么缺点今后需要克服。

　　要说明的是，在今人看来，以上活动像天方夜谭一样荒唐可笑，但在那个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神化”的年代，人们的态度是虔诚的，没有丝毫做作，就像虔诚的佛教徒膜拜佛祖释迦牟尼一样。“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要连呼三遍，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就要出问题。进行这些活动时，连小孩子也停止了嬉闹，惊疑地睁大了眼睛。“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大概一直延续到1971年9月13日“林副统帅”葬身内蒙古温都尔汗为止。此时，人们才慢慢明白，领袖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万寿无疆”，也不可能“永远健康”。

　　更值得一提的是跳“忠”字舞，更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年代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风靡神州大地。人们疯狂了，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舞迷”。村道上、田野里、家门口一下子都变成了“舞池”，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口里一边唱着《心中的红太阳》等革命歌曲，一边伸臂、扭腰、提臀地载歌载舞。那架势、动作、腔调、别出心裁，各尽所能。在那个年代，只要跳“忠”字舞，不管是留着“三寸金莲”的老太太还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一律都来参加，概莫能外。我的一位漂亮女同学名叫鈡若男，那段时间因对漆树过敏，浑身肿的象弥勒佛一样，连眼睛也睁不开，还得领着群众“载歌载舞”，那形象真令人啼笑皆非。

　　据报载，这“群魔乱舞”的疯狂曾让西方国家惊呼：“中国人是怎么了？”周边的一些邻国也都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备状态。习惯成自然，一段时间过后，跳“忠”字舞成了社员们自觉行动，只要舞曲响起，正在擀面的大娘大妈们都不由自主的扭动屁股，小媳妇提着没有系好的裤子，赶快加入“舞蹈”行列。我想着大概是“跳舞”可以锻炼身体，又益身心健康的缘故吧。

　　跳“忠”字舞遇到的难题是，群众问我“黑五类”能不能跳，我作难了。让他们跳吧好像不合适，不让他们跳吧，群众又说他们“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仇恨”。我只好狡猾地“顾左右而言他”。

　　农民是以农业劳动为主的，但“革命”不能不抓。因为上级指示，“宣传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利用工休和晚上的时间，我们组织社员学习“老三篇”，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文化大革命”相关文件。学习的时间长了，群众中常有人打呼噜，社员们干活太累了，我常这样想，就把每次学习的时间放短一点。

　　“抓革命”最好的时间是阴雨天。地里干不成活，就把社员们组织起来，集中学习。为了活跃气氛，我知道我五音不全，没有艺术细胞，就请来了我的同学钟若男等，教群众唱《不忘阶级苦》、《造反有理》等革命歌曲。生产队也有停工的时候，这就是对“敌”斗争的批斗会。“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愈演愈烈，“红色恐怖”遍及全国，出格的“文攻武卫”更是为武装斗争推波助澜，老百姓更是处于惊恐之中。我们村一位五十多岁的社员忧心忡忡的说：“毛主席咋就娶了这样一位婆娘，也不管管自己的婆娘……”一句大实话引来灭顶之灾，一顶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顺理成章地扣在了头上。多次被打的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直到“宣传队”离开时，这位社员还不能下床走路。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难以胜数的遍地冤狱，而“宣传队”在其中充当了一个助纣为虐的小丑角色。扪心自问，这大概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心病吧。我常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宣传毛泽东思想就行了嘛，但当时尽管“红色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但“新贵”们正在争权夺利，削尖脑袋向上爬，对于老百姓反映的事情，如果对他们不利，一句话：“去找宣传队吧”，一推了之。加上老百姓也把我们当“工作组”，无论什么事，都要找“宣传队”，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也就无份内份外之分了。

　　当“宣传队”的几个月，我最头疼的是处理群众的家庭纠纷，因为常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又不能不管，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件事情，我新在的生产队有一位刁钻的年轻媳妇，因为家庭琐事，公公批评了他，她气不平就骂公公是“烧破头”（洛南方言，是说公公和儿媳妇有男女关系）。据说，“烧破头”是洛南的“特产”，是羞辱老年男子的一句话。老头们见了面，也常骂对方是“烧破头”。一句开玩笑的话，大家谁也不把他认真，只是一笑了之。偏偏这句话出自儿媳妇之口，这就更非同小可了。儿子信以为真，也对父亲恶言相加，家里整天吵得鸡犬不宁。公公是好爱面子的人，脸上挂不住了，几次气得跳井自杀，都被人救了过来。儿媳妇最后又不依不饶地把老头告到了“宣传队”，我苦口婆心地给她做工作，给她讲“家和万事兴”，晚辈应该尊重孝敬老人的道理，谁知道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还大哭大闹，一定要“宣传队”给她一个公道，多次谈话，无果而终。

　　最后一次，儿媳妇又找来了。我一反常态，板着脸孔冷冷地说：“你回去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写一份证言送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你公公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应判3至7年有期徒刑，我一定替你把证言送交公安局，法院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那媳妇愣了一下，坐了几分钟，就推说肚子疼，起身走了。那媳妇再也没有送证言来，看见我就远远的躲开了。我明白，那媳妇才不会干傻事呢，公公是农技站干部，职称是工程师，是家里的“财神爷”，公公进监狱，一家人怎么生活？从此，一个以前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风平浪静了。村上的年轻人见了那个媳妇总爱问：“你不是说你公公是‘烧破头’吗？”那媳妇顿时羞红了脸骂道：“以后少皮干”，常常惹得伙伴们哈哈大笑。

　　“宣传队”调解了多年来老队长无法调解的家庭矛盾，“烧破头”事件又被社员们加盐加醋传扬出去，几个年轻人翘起大拇指学着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说：“高，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

　　有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烧破头”矛盾余波未息，更烦人的第二件事情接踵而至。

　　队里一位大妈听说我很有“能耐”，就找到了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诉说自己的难言之隐。大妈五十多岁了，丈夫因车祸去世，他只有一个儿子，神经还有点不正常。又加上家里穷，三十好几了，一家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从北山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大妈好高兴，天天盼着抱孙子。谁知那个媳妇结婚进门快两个月了，晚上睡觉就是不脱衣服。老实巴交的儿子毫无办法，整天哭丧着脸唉声叹气。大妈也气的一筹莫展，心脏病犯了还住了一回医院。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大妈打掉牙往肚里咽，哑巴吃黄连，这样的“家丑”又怎能让队里人知道呢？大妈苦苦哀求我给她想个办法。

　　天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这样的事也找我们这“小狗崽子”？怎么处理？那几天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但结果仍然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愁得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也想一推了之，但看到大妈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于心不忍。再说，那样做多没面子，有损“宣传队”的“英明”。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的一个同学搞武斗经过这里。他是洛南县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无人不晓，当时他已经是新成立的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了。晚上住在一起，无论他职位多高，毕竟是老同学，所以无话不谈。闲聊中，说到我碰到的“难题”，他哈哈一笑说:“老同学，这件事交给我，你就别管了”。第二天，天刚擦黑，我的这位同学就约我一块去那位大妈家里。

　　一进门，大妈和儿子还有那个新媳妇一家三口正在吃饭，我的同学一下子从腰间摘下手枪，用张开机头的枪指着那个新媳妇骂道：“你个瞎怂，人家娶媳妇为的啥？再不脱裤子，老子毙了你狗怂……”

　　洛南县“革命委员会”在处决罪犯时，这位昔日的造反派司令就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新媳妇自然认识他，一看“司令”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望望黑洞洞的枪口，俊俏的媳妇一下子花容失色，饭也顾不得吃了，乖乖进了里间屋。

　　同学拉我来到了窗外。屋内传来一阵细细碎碎的响动。

　　“裤子脱了没？”窗外的“司令”威严地问。

　　“脱了……”屋内传来新郎的声音。

　　一道难题，被“司令”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这是一起严重的强奸案，“司令”和新郎官都犯了强奸罪，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混乱年代，公检法机关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谁还管的了这些“小事”？

　　不仅如此，“脱裤子”事件还被群众作为美谈，传扬开去，“宣传队”也因此名声大震。群众说，“宣传队”就是有本事。

　　几个月后，高66级学生该“毕业”了，被召回学校，“宣传队”的使命到此为止。

　　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我们又去“广阔天地练红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