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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来源:洛南县政协 发布时间:2016-06-24 作者:尚崇廉 发布人:政协办 浏览次数:

  1966年5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

  1968年3月1日,在经历了将近两年的“运动”之后,“三结合”的洛南县“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全县混乱的局面稍有改观。

  是年4月,延期毕业就地闹革命的洛南中学高66级部分学生被新生的“红色政权”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宣传队”)的名义派往各公社、各大队和生产队。任务不言而喻,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上级要求“宣传队”成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高66级甲班的6位同学被分配到灵口区的黄坪公社东院大队,每人包一个生产队。

  我住在一位姓李的大娘家里。他刚刚50出头,人很精明,对我的到来,很热情。她怕我冷,让我睡在洛南人最喜欢的连锅炕上。群众习惯把我们称为“工作组”。“工作组”吃饭轮流管,由队长指派,每家一天。按规定,我们每天交一斤粮票、4角钱。山里人厚道,轮到谁家管饭,都把家里最好的东西做给我们吃。

  吃饭的第一天是在我的房东李大娘家。吃早饭时,大娘让她的小儿子在外屋陪我。玉米面蒸的黄糕糕馍清香诱人,一盘黄瓜菜,大玉米糁米汤里面还煮了几颗大豆子。在那个饥饿的年代,这就是招待贵宾的美味佳肴了。

    “宣传队”进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造舆论声势宣传,要创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提着红油漆在村道的石灰墙上刷了几幅“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朱红大标语。我们又用红油漆在所有的地方喷绘了毛主席头像和带葵花图案的“忠”字。

  记得在一个姓董的老汉家,我们已经给他家喷了三个毛主席头像,他还嫌少,硬拉着我到厕所里面的墙上再喷一个,还说:“这样,我上厕所也能见到毛主席”。我给他解释说:“这里太臭,喷了就对毛主席不敬”,老头这才悻悻然作罢。后经打听,这老汉家里是贫农,也就没事了。如果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那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够他喝一壶了。

  三天以后,旧貌换新颜。走在村道上,随处可见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像和葵花向阳的“忠”字。外面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家里怎么办?根据“红色政权”的指示,家家户户要在家里贴上毛主席画像,在画像两边还要贴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类的对联。再“请”(当时不能叫买,否则就是对毛主席不敬)一个毛主席塑像(站像、坐像,质料有瓷的、石膏的、塑料的、涂有夜光而用橡胶制作的等)摆在上房厅堂正中的桌子(洛南人习惯供奉祖宗神位的地方)上。于是,祖宗神位被毛主席塑像“取而代之”。祖宗神位怎么办?对不起,先委屈一下,塞在桌子下面也就是了。

  在那个将领袖“神化”的年代,佩戴毛主席像章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男女老少每人胸前一枚,连“黑五类”也概莫能外。也有一人多枚的,带上它仿佛比英雄勋章还神气。像章型质繁多,异彩纷呈:大的如碗口,小的如一分钱硬币;有鲜艳夺目的红色,也有金光闪闪的黄色;质地有铜的、合金的、也有塑料的……谁知道全国出了多少类、多少种、生产了多少枚?如果堆积起来,大概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像章山,堪称吉尼斯纪录。

  经过几天努力,“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的任务完成了,“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从里到外实现了“全村一片红”。每天生产队上工前,“宣传队”要把群众带到毛主席画像前,领着大家振臂高呼:“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在呼口号的时候,人们神情严肃,秩序井然,连那些旱烟袋子不离口的的老头子也自觉放下烟袋,先委屈一下“烟瘾”。以上口号的内容,时人简称“三忠于”、“四无限”。

  “早请示”“晚汇报”更是宣传队带领群众每天的“必修课”。“早请示”的内容是:早上起床后,面对毛主席画像先行三个鞠躬礼,接着连呼三遍“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三遍“林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然后讲今天生产队分配自己干什么活。

  “晚汇报”是:每晚睡觉前,再到毛主席画像前,礼仪同“早请示”。然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汇报今天干了什么活,干得怎么样,自己还有什么缺点今后需要克服。

  要说明的是,在今人看来,以上活动像天方夜谭一样荒唐可笑,但在那个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神化”的年代,人们的态度是虔诚的,没有丝毫做作,就像虔诚的佛教徒膜拜佛祖释迦牟尼一样。“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要连呼三遍,不能多也不能少,否则就要出问题。进行这些活动时,连小孩子也停止了嬉闹,惊疑地睁大了眼睛。“早请示”“晚汇报”的活动大概一直延续到1971年9月13日“林副统帅”葬身内蒙古温都尔汗为止。此时,人们才慢慢明白,领袖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不可能“万寿无疆”,也不可能“永远健康”。

  更值得一提的是跳“忠”字舞,更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年代中一道最靓丽的风景线,风靡神州大地。人们疯狂了,仿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舞迷”。村道上、田野里、家门口一下子都变成了“舞池”,全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口里一边唱着《心中的红太阳》等革命歌曲,一边伸臂、扭腰、提臀地载歌载舞。那架势、动作、腔调、别出心裁,各尽所能。在那个年代,只要跳“忠”字舞,不管是留着“三寸金莲”的老太太还是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一律都来参加,概莫能外。我的一位漂亮女同学名叫鈡若男,那段时间因对漆树过敏,浑身肿的象弥勒佛一样,连眼睛也睁不开,还得领着群众“载歌载舞”,那形象真令人啼笑皆非。

  据报载,这“群魔乱舞”的疯狂曾让西方国家惊呼:“中国人是怎么了?”周边的一些邻国也都在一夜之间进入了战备状态。习惯成自然,一段时间过后,跳“忠”字舞成了社员们自觉行动,只要舞曲响起,正在擀面的大娘大妈们都不由自主的扭动屁股,小媳妇提着没有系好的裤子,赶快加入“舞蹈”行列。我想着大概是“跳舞”可以锻炼身体,又益身心健康的缘故吧。

  跳“忠”字舞遇到的难题是,群众问我“黑五类”能不能跳,我作难了。让他们跳吧好像不合适,不让他们跳吧,群众又说他们“对毛主席怀有刻骨的仇恨”。我只好狡猾地“顾左右而言他”。

  农民是以农业劳动为主的,但“革命”不能不抓。因为上级指示,“宣传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于是,利用工休和晚上的时间,我们组织社员学习“老三篇”,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及“文化大革命”相关文件。学习的时间长了,群众中常有人打呼噜,社员们干活太累了,我常这样想,就把每次学习的时间放短一点。

  “抓革命”最好的时间是阴雨天。地里干不成活,就把社员们组织起来,集中学习。为了活跃气氛,我知道我五音不全,没有艺术细胞,就请来了我的同学钟若男等,教群众唱《不忘阶级苦》、《造反有理》等革命歌曲。生产队也有停工的时候,这就是对“敌”斗争的批斗会。“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愈演愈烈,“红色恐怖”遍及全国,出格的“文攻武卫”更是为武装斗争推波助澜,老百姓更是处于惊恐之中。我们村一位五十多岁的社员忧心忡忡的说:“毛主席咋就娶了这样一位婆娘,也不管管自己的婆娘……”一句大实话引来灭顶之灾,一顶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顺理成章地扣在了头上。多次被打的皮开肉绽,死去活来,直到“宣传队”离开时,这位社员还不能下床走路。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难以胜数的遍地冤狱,而“宣传队”在其中充当了一个助纣为虐的小丑角色。扪心自问,这大概就是我终生难忘的心病吧。我常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那宣传毛泽东思想就行了嘛,但当时尽管“红色政权”的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但“新贵”们正在争权夺利,削尖脑袋向上爬,对于老百姓反映的事情,如果对他们不利,一句话:“去找宣传队吧”,一推了之。加上老百姓也把我们当“工作组”,无论什么事,都要找“宣传队”,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也就无份内份外之分了。

  当“宣传队”的几个月,我最头疼的是处理群众的家庭纠纷,因为常言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又不能不管,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件事情,我新在的生产队有一位刁钻的年轻媳妇,因为家庭琐事,公公批评了他,她气不平就骂公公是“烧破头”(洛南方言,是说公公和儿媳妇有男女关系)。据说,“烧破头”是洛南的“特产”,是羞辱老年男子的一句话。老头们见了面,也常骂对方是“烧破头”。一句开玩笑的话,大家谁也不把他认真,只是一笑了之。偏偏这句话出自儿媳妇之口,这就更非同小可了。儿子信以为真,也对父亲恶言相加,家里整天吵得鸡犬不宁。公公是好爱面子的人,脸上挂不住了,几次气得跳井自杀,都被人救了过来。儿媳妇最后又不依不饶地把老头告到了“宣传队”,我苦口婆心地给她做工作,给她讲“家和万事兴”,晚辈应该尊重孝敬老人的道理,谁知道她一句话也听不进去,还大哭大闹,一定要“宣传队”给她一个公道,多次谈话,无果而终。

  最后一次,儿媳妇又找来了。我一反常态,板着脸孔冷冷地说:“你回去把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写一份证言送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你公公的行为已经构成强奸罪,应判3至7年有期徒刑,我一定替你把证言送交公安局,法院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那媳妇愣了一下,坐了几分钟,就推说肚子疼,起身走了。那媳妇再也没有送证言来,看见我就远远的躲开了。我明白,那媳妇才不会干傻事呢,公公是农技站干部,职称是工程师,是家里的“财神爷”,公公进监狱,一家人怎么生活?从此,一个以前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风平浪静了。村上的年轻人见了那个媳妇总爱问:“你不是说你公公是‘烧破头’吗?”那媳妇顿时羞红了脸骂道:“以后少皮干”,常常惹得伙伴们哈哈大笑。

  “宣传队”调解了多年来老队长无法调解的家庭矛盾,“烧破头”事件又被社员们加盐加醋传扬出去,几个年轻人翘起大拇指学着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说:“高,高,高家庄的高,实在是高”。

  有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烧破头”矛盾余波未息,更烦人的第二件事情接踵而至。

  队里一位大妈听说我很有“能耐”,就找到了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诉说自己的难言之隐。大妈五十多岁了,丈夫因车祸去世,他只有一个儿子,神经还有点不正常。又加上家里穷,三十好几了,一家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从北山给儿子娶了个媳妇,大妈好高兴,天天盼着抱孙子。谁知那个媳妇结婚进门快两个月了,晚上睡觉就是不脱衣服。老实巴交的儿子毫无办法,整天哭丧着脸唉声叹气。大妈也气的一筹莫展,心脏病犯了还住了一回医院。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大妈打掉牙往肚里咽,哑巴吃黄连,这样的“家丑”又怎能让队里人知道呢?大妈苦苦哀求我给她想个办法。

  天下的事真是无奇不有,这样的事也找我们这“小狗崽子”?怎么处理?那几天我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但结果仍然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愁得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也想一推了之,但看到大妈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于心不忍。再说,那样做多没面子,有损“宣传队”的“英明”。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我的一个同学搞武斗经过这里。他是洛南县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无人不晓,当时他已经是新成立的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了。晚上住在一起,无论他职位多高,毕竟是老同学,所以无话不谈。闲聊中,说到我碰到的“难题”,他哈哈一笑说:“老同学,这件事交给我,你就别管了”。第二天,天刚擦黑,我的这位同学就约我一块去那位大妈家里。

  一进门,大妈和儿子还有那个新媳妇一家三口正在吃饭,我的同学一下子从腰间摘下手枪,用张开机头的枪指着那个新媳妇骂道:“你个瞎怂,人家娶媳妇为的啥?再不脱裤子,老子毙了你狗怂……”

  洛南县“革命委员会”在处决罪犯时,这位昔日的造反派司令就威风凛凛地坐在主席台上,新媳妇自然认识他,一看“司令”凶神恶煞的样子,又望望黑洞洞的枪口,俊俏的媳妇一下子花容失色,饭也顾不得吃了,乖乖进了里间屋。

  同学拉我来到了窗外。屋内传来一阵细细碎碎的响动。

  “裤子脱了没?”窗外的“司令”威严地问。

  “脱了……”屋内传来新郎的声音。

  一道难题,被“司令”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现在看来,这是一起严重的强奸案,“司令”和新郎官都犯了强奸罪,但在那个无法无天的混乱年代,公检法机关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谁还管的了这些“小事”?

  不仅如此,“脱裤子”事件还被群众作为美谈,传扬开去,“宣传队”也因此名声大震。群众说,“宣传队”就是有本事。

  几个月后,高66级学生该“毕业”了,被召回学校,“宣传队”的使命到此为止。

  同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又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我们又去“广阔天地练红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