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梭，星转斗移。历史的脚步迈入了公元1966年，这个不同寻常的年代注定将被永远载人史册。

　　是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全国“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并公布了《中共中央通知》（按照这个文件精神通过的日期，简称5.16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这个文件精神的条款数，简称“十六条”）。这两个文件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那个年代，讲究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不过夜。就在“5.16通知”颁布的当天，中共洛南县委闻风而动，连夜召开常委会议发出了《关于迅速组织工农兵和广大干部、师生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知》，要求广大工农兵干部、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勇敢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5月23日又决定洛南中学为五所试点中学之一。紧接着县委又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从此，洛南中学这座洛南县最高学府不再平静，往日教书育人的神圣殿堂一片混乱，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师生们不再上课。校园里到处是莫名其妙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师生们以“人民日报社论”为武器，向“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猛烈开火。接着又是声势浩大的“打、砸、抢”、“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和抄家。女生的长辫子强行剪掉，屋檐上有滴水的青瓦被砸的到处都是，校园里一片狼藉，混乱不堪。

　　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百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精神焕发、红光满面的73岁老人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为清华附中红卫兵宋彬彬改名“要武”。此举又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将运动推向了高潮。

　　上行下效。8月30日，洛南中学宣布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先后有200余名“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成为红卫兵。随后，又成立了“红外围”组织。顾名思义，这是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卫兵的后备军和助手，表现好的可以申请加入红卫兵。就像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助手一样，这是专门为出身中农“不红不黑”的学生设置的。据说，这是洛南中学的一大创举。

　　红卫兵带红袖章，“红外围”臂戴红色菱形标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子弟吗，请“狗崽子”靠边站，不挨批斗已是万幸。从此时起，洛南中学校园，阶级阵线分明，一目了然。红卫兵身穿黄军装，臂带红袖章，手拿“毛主席语录”，在校园中趾高气扬地晃来晃去，好像比共产党员更光荣，连走路也不知想迈哪条腿了，令人好生敬畏。“走资派”见了他们，更像老鼠见了猫，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的话经常挂在嘴上。一时间，在校园中，红卫兵最“牛”，脾气也最大。有“红太阳”给我们撑腰，谁奈我何？只要看你不顺眼，不需任何手续，几个人一吆喝，任你是县委书记李伟，还是县长袁玉兰，抑或县委副书记白升华，批斗、戴高帽子、游街示众都是小菜一碟。

　　可悲的是，小小洛南中学，当权派有几个？老校长是老革命，“红五类”出身，根红苗正，又是大老粗，在他身上自然捞不到什么油水。“上批黑主子，下打活靶子”的口号一提出，广大教师可遭殃了，其中，受迫害最重的是被师生们戏称的“八大金刚”。“八大金刚”的真实身份都是洛南中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们中多数人担任学科教研组长，是师生和社会上公认的“名师”。下面就教师受整的情况，作一简要记述。可以说，这是不是故事的故事。

　　一、王云武和洛南中学的光头

　　王云武老师是毕业于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可能是北大）的高材生，给我们带俄语课。他的课妙语连珠、情趣横生，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王云武老师1.85米的个子，标准的运动员身材，喜欢打篮球，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是一把二胡更是拉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就是这样一位“帅”呆了的多才多艺的老师，却是教师中受迫害最重的一个，原因是他出身地主家庭，是“狗崽子”。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只要你出身不好，就算倒了八辈子霉。“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革命的就站过来，是反动的就滚他妈的蛋”，这粗俗的歌词，却是那个年代校园最时髦的歌曲。红卫兵给王云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王云武》。

　　王云武老师爱拉二胡，红卫兵就从拉二胡为王老师罗织“罪名”。批斗会上，红卫兵提出：王老师拉一些哀伤的歌曲（如《二泉映月》）是对共产党怀有刻骨的仇恨，是为没落的地主阶级招魂；拉一些抒情歌曲（如《化蝶》）是在怀念地主阶级失去的天堂；拉一些爱情歌曲（如《柳堡的故事》）是贩卖“封、资、修”毒害学生。这样的罪名大的怕人，王老师当然无法承认。怎么办？红卫兵拿出了杀手锏——挂黑牌、戴高帽子、游行示众。帽子太高了，带不稳怎么办？有的是办法，图钉是早准备好的，摁上一颗就是。受不了了吗？谁叫你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

　　两次批斗，毫无收获。“小将们”有的是绝招。

　　王云武老师平时很注重衣着打扮：一身西服，一尘不染，皮鞋总是擦得油光发亮，一头自然卷发梳得一丝不乱。爱美之心，何罪之有？但红卫兵说这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你不是爱美吗？臭美，那就让你美个够。红卫兵很快拿来了剪刀，只几分钟，一颗“造型别致”的阴阳头（剪半边留半边）便理成了。红卫兵看着自己的“杰作”，欢呼雀跃，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成果”。

　　还不承认吗？就给你来点更绝的——喷气式。

　　在一片“火烧”、“油炸”的怒吼声中，两个膀阔腰圆的彪形大汉竭尽全力向后扭王云武的双臂，一个“小将”用力把王的头向上或向下拉。这“五马分尸”式的刑罚哪怕你是钢浇铁铸的铁人也难以承受。肢体好像要断裂一样，加上周围人的拳打脚踢，很快就能让你“威风扫地”。据说，“文化大革命”中发明的这一绝招，屡试不爽。受刑者为免受皮肉之苦，往往俯首帖耳，乖乖就范。你不满意吗？伟大领袖也提倡“要武”嘛。

　　王云武老师的另一罪名是因为他为我们班一位女同学辅导过功课，被强加以“道德败坏”的罪状。最后，那位女同学无法在学校呆了，只好“主动退学”。王云武最后受到的处理是最重的：开除公职，回家乡监督劳动改造。

　　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王云武平反，时间已过去了12年。复出后的王云武在商洛学院担任中层领导，这自然是后话。

　　这里要说的是，自王云武被剪“阴阳头”后，一些估计可能受到冲击的老师在一夜间都不约而同的剃了光头。在师道尊严被践踏的岁月里，哪里还顾得了文人的体面和教师的形象仪表？先保命要紧。这一无奈之举，据说有两大好处：其一，避免了再被剪“阴阳头”，使人格受到羞辱；其二，更重要的是在批斗时，使红卫兵无“把柄”可抓，免受皮肉之苦。这一招何其高也！随后，红卫兵便发布通告，宣布剃光头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明文规定：以后没有红卫兵的批准，一律不准教师剃光头。

　　十几个“光葫芦”在校园里来来往往，堪称一道“靓丽的风景”。人们见了，总觉得怪怪的，令人啼笑皆非。“光头”们见了面，也只能相视苦笑，心照不宣。在这“红色恐怖”充斥的校园里，他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这里要提及的是，号称“八大金刚”之一的物理教研组组长万启林老师也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被加以“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揪了出来。他又是洛南中学主动剃光头的“创始人”。遭遇和王云武老师相似，只是在组织处理时被“流放”到边远山区“充军”罢了。

　　二、王智德，还是王德智？

　　如上所述，“文化大革命”中，要在出身“黑五类”的人身上做文章，那就太容易了。只要给你加一个“孝子贤孙”、“狗崽子”的罪状，就够你受了。而要在一个出身没什么大问题的人身上施加罪名，也不是没有办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骨头里还能挑刺呢。

　　我的另一位物理老师王智德被划为“活靶子”。出身没问题，加什么罪呢？红卫兵毕竟是红卫兵，绝顶聪明，智力超常。有了，就在他的名字上做文章。

　　办公室批斗会上。红卫兵主持人：“狗胆包天的王智德，我们伟大的领袖提倡又红又专，提倡德育为首，而你反其道而行之，把智放在了德前面，公然走白专道路，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什么？”

　　王智德：“名字是父亲随便起的，当时没想这么多，更没有反对毛主席的意思”。

　　造反派头头：“王智德公然颠倒毛主席倡导红专关系，宣扬智育第一，我们怎么办？”

　　造反派群众一下子被激怒了，“王智德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王智德的狗头！”……

　　在一片“砸烂”、“打倒”的怒吼声中，台上又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喷气式”。一阵雨点般拳脚过后，遍体鳞伤的王智德瘫坐在地上。

　　造反派头头笑着问：“王智德，你现在知罪否？”

　　呼吸困难的王智德问：“我……我……反对……伟大领袖……罪该……万死……我……认罪。”

　　造反派头头：“今后怎么办？”

　　“今后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加强改造。以后改名叫王德智。”被两个造反派架着的王智德有气无力地说。

　　以后王智德就变成了王德智。

　　三、刘邦汉和汉刘邦

　　无独有偶，因名字受到冲击的还有我的历史老师刘邦汉。

　　刘邦汉老师60年代从陕师大毕业，为支援山区教育，来洛南中学任教。刘老师学识渊博，他的课，说古道今，侃侃而谈，听他的课，确实一种精神享受。

　　就是这样一位优秀教师，却因名字，招致了灾祸。请听批斗会上的录音：

　　造反派：“刘汉邦，你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你是教历史的，你知道汉代的开国皇帝是刘邦，而你却起名刘邦汉。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想当皇帝，想篡党夺权吗？”原来从容不迫的刘邦汉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因为他知道“篡党夺权”这个罪名的份量，便战战兢兢地分辨：哪有你说的那样严重。我一个小小的教师怎敢梦想做皇帝，更不敢有篡党夺权的想法。”

　　在批斗会后，刘邦汉便贴出了声明：改名刘卫东。

　　和刘邦汉罪名相同的还有我的语文老师刘彻，因他和汉武帝同名，也受到了冲击批斗。

　　四、夜梦周的阶级路线

　　夜梦周，洛南夜家店人也。他是我高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俄语老师。他对学生向慈父一般地关爱，对学生提出学习上的问题，总是耐心讲解，诲人不倦。

　　唐代著名教育家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为学生答疑解惑，理应是教师的天职，天经地义。但因为夜梦周老师不厚此薄彼地也为“黑五类”学生辅导过作业，而被加以“阶级路线不清”的罪名，被批斗冲击。造反派给夜梦周贴出的大字报题目是《夜梦周的数学为哪个阶级服务》。

　　批斗会后，我们“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除正常听课外，不约而同地不再问夜老师问题。我们学习上并非没有问题，而是我们都有“自知之明”，怕因为我们给老师招致了灾祸。师生见面，我们总是低头而过，不和老师打招呼，我们怕连累了他。

　　夜老师与世长辞后，我们高66级部分学生自发地组织起来，为这位正直的好老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五、党广䜣老师的“滔天罪行”

　　“下打活靶子”进行了不到两个月，便是“斗私批修”的人人过关。老师们哪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言行？但当时提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要求，每个人都要在“斗私批修”会上发言，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怎么办？老师们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思索自己的问题，为自己罗织“罪名”。一霎时，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党广䜣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担任商洛地区（现已改商洛市）语文学会会长、语文教研组组长。是师生们公认的名师和语文权威。他是洛南中学“斗私批修”会上发言第一人。照例，在念了一段“最高指示”，并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之后，下面是党广䜣的发言节录：

　　“我在下班走时，有时就忘了盖墨水瓶。这样一来，墨水就蒸发掉了，造成了浪费。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违背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浪费了国家财产和贫下中农的血汗，对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现在回想起来，痛心疾首，追悔莫及。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今后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说着说着党老师的声音哽咽了，脸上显出哀痛的表情，同时流下了几滴悔恨的泪水。

　　党老师的发言，自觉“上纲上线”，态度诚恳，认识深刻，因而取得了红卫兵的谅解，算是过关第一人。

　　一石激起千重浪。党老师的发言启发了大家，于是，冷清的全场活跃起来。老师们争先发言，这个说他曾用办公用纸给亲友写过信，那个说孩子用过他办公墨水做作业，还有的说今年过年，他用办公浆糊给家里贴过对联……如此如此，不一而是。

　　在今人看来，党老师的发言，只是一则笑料：小题大做，牵强附会。

　　六、灾难深重的高66级

　　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之一，而高66级学生又是这个灾区最终的受害者。

　　伟大领袖认为，解放后的17年，教育战线一直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始终贯穿着一条“封、资、修”的黑线。出于这个观点，于是，高考制度被砸碎了，已经作好高考充分准备的高66级学生一下子陷入了升学无望的深渊。高66级怎么办？中央指示：“延缓毕业，就地闹革命”。于是，“破四旧”、搞“打、砸、抢”、斗“走资派”、“斗私批修”、“抄家”、“夺权”、“大串联”……。两年时间在打打闹闹中过去了。待到1968年毕业，三年制高中，高66级却上了五年，后人戏称我们是“高中本科”毕业生。

　　学校刚毕业，1968年10月，毛泽东主席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高66级学生（当然不仅仅是高66级学生）又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一个“再教育”又是10年。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高66级学生多数已过而立之年。韶华已逝，青春不在。人生苦短，又能有几个十年呢？这是高66级学生的悲哀，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闹剧早已落下帷幕。“四人帮”已被订上了历史耻辱柱，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奇冤已平反昭雪，发动和领导“运动”的伟大领袖依然躺在苍松翠柏中供世人瞻仰遗容，我们又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但请人们记住这历史的教训，请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也深信，这样的历史悲剧在我们党内不会重演。